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

作者：彭明道

问题的由来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必得先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原词： 

《贺新郎·别友》 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虚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是已知的毛泽东最早的诗词作品。在毛逝世后出版的多种版本《毛泽东诗词》中，这首词毫无例外地排列于卷首，由此可见它在毛氏诗词中的重要地位。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曾经将这首词发表过两次。一次是毛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即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另一次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诞辰101周年纪念日）。这样的情形，在毛去世之后，（即对毛的造神运动结束之后）是罕见的。

　　这首词从发表到出版，有一个细微的差别，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起国内的读者和学人的注意。这个差别就是：发表时词牌下无标题，而在由最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以下简称《文献》版——彭注）中，在词牌下却加上了“别友”二字，正式作为这首词的标题。出版者还郑重声明：“本词最近发现作者有一种手迹，标题为《别友》。”《文献》版并且郑重其事地将过去已经公开发表和经过毛本人“校订定稿”的作品，作为“正编”，而将虽然广泛流传，但尚未经毛亲自校定的，列为“副编”，以示区别。这也无可辩驳地说明，毛本人对这首词是何等珍爱，在晚年还对这五十年前的旧作（虽未公开发表），慎重地进行过“校正定稿”。

　　然而，这里有一桩天大的怪事：经过毛本人亲自“校正定稿”的原稿上，明明写的是“别友”。而《文献》版的注释却说“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以毛氏的文字功力与行事的精细，怎么可能把“妻”与“友”混淆不辨！

　　这就出现了麻烦：这首词，到底是赠给谁的？ 

“校订”乎？“修改”乎？

　　毛泽东诗才横溢，是无容置疑的。他的诗词，在正式发表前，都曾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当然也包括和他的诗友（如郭沫若、臧克家、胡乔木、陈毅等）讨论切磋。大抵是修改后显得更具光彩，更显精绝。如“水拍”与“浪拍”，“杨花”与“骄杨”等皆是。

　　《贺新郎·别友》却是惟一的例外。词中的很多句子，在当时的情境下无法解释；另一些句子，又充满了明显的“文革风味”。一般的读者拜服于毛氏的政治权威和诗名之下，不敢仰视，是可以理解的。堂堂的研究机关和权威的出版社的“专家学者”们，要说分不出“别友”与“别妻”之间的差异，看不出这些“马脚”，那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首先看看这些无法解释，或无法连贯的句子：

　　“人有病，天知否？”怎么能接得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呢？

　　“要似昆仓崩绝壁”两句，倒确像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还没有生发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遣词造句的先例。而且，这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从诗词的起承关系而言，与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是风马牛互不相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这又如何解释？

　　原来，这首词在七十年代修改过多次。而最后的一次修改，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词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照原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照《文献》版的注释者说法，这首词有两件手稿，不同之处即有无“别友”二字标题。事实是不是这样，外人就无从了解了。据有关人士透露：毛泽东于一九六一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叫他好好保存。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三年冬天，毛又将修改后的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两种抄件中的词句是否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一九七三年交吴抄正的内容，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却是无疑的。

　　一九二三到一九七三，整整五十年了。看来当时毛并无发表此词的意思。因为一九七三年是“文革”中期政局最混乱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毛泽东最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时候。了解“文革”史的人大概不会忘记接二连三发生在那几年的大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发现癌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一九七三年，江青利用公布毛在滴水洞给她的信的机会，抬高自己，大造舆论；张铁生、黄帅等造反英雄跳出来“反潮流”；毛氏自己提出“批孔”，开始批周恩来；“十大”召开，王洪文和大批造反派代表人物进入中央；江青找毛泽东要钱，气得毛泽东掉泪……。

　　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

　　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倘非如此，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珍爱此词，为什么不用那龙飞凤舞的笔写一横幅，或是将他修改过的原稿交给秘书存档呢？

　　虽然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处置有些反常，有违常理，也有违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稿的规定，但在旁人，却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处？

　　既然《文献》版的注家肯定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那么，我们可以考证一下，此时，毛泽东究身在何处？他的妻子杨开慧，又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这对恩爱夫妻，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情绵绵的别离？

　　毛氏早期的行踪，暂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为准。查《年谱》中的一九二三年，有如下一些记载：

　　四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九月十六日，回到长沙……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十二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亲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由于《年谱》和《文献》版两书出自同一编者，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铆合得很严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年谱》未作明确交代。会上代表“中央局”作报告的人是谁？也是含糊其词。据查，此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不仅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位置仅在委员长陈独秀之后，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而且，“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毛泽东确已成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因此，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很难设想毛可以缺席。另外，这次会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其内容是“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两件事恰好都是毛泽东直接的工作成绩。“中央局”的五个成员中，陈独秀没有到过湖南；罗章龙早期参加过新民学会，但一直未涉足工运和农运；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向导》主编，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从未到湖南作过组建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之类的事。

　　如此看来，毛泽东当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会上作报告的最合适人选。质言之，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十二月还在长沙了。

　　这个事实，还有两条佐证：

　　一、《年谱》说，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谱》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断）可证。但遍翻所有迄今公开的资料，就是无此信原文。若无原文，则此条资料何来？这牵涉到此时毛在何处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年谱》的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12月30日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这就确实可以证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长沙。这里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开慧在板仓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泽东没在她的身边。开慧生岸英时，毛是从清水塘赶到湘雅医院找李振翩来接生的。这一回，如果毛在长沙，她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产呢？而且，长沙市离板仓八十多华里，即使坐轿，开慧也不可弄到临盆时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断，开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长之后的某一天决定的。因为毛此次回来，肩负着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无暇，无法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因此才有杨氏回家之举。岸青出生，在毛杨的家庭生活中，当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谱》中却不见毛泽东任何有关此事的行动记载；第二，尽管《年谱》从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这一段，关于毛、杨的行踪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国学者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却透露了一点天机。书中说道，“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这个喜信时，毛已经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

　　无论如何，《贺新郎·别友》确是出自青年诗人毛泽东之手。这首词（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作者的诗作中别具一格，确是词中上品。那么，当年站在年青的诗人面前，牵动着他缕缕诗思的那个美丽的倩影，到底是谁呢？

　　是诗人的妻子杨开慧吗？

　　丢开上述一切事实不讲，就词中描写的人物、情怀、背景进行解读，这个影子与杨开慧之间，实在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需得作一点假设。此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而这个时候，杨开慧正在板仓娘家“坐月子”呢！假如，对丈夫一往情深的开慧，在“月子里”赶到长沙为毛泽东送行，那么，我们的诗人面对着怀抱婴儿的妻子，他该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的酣畅淋漓纵横恣肆的生花妙笔，会写些什么呢？

　　再假如，注释者定的写作时间有误，不是“十二月底”，而是岸青出生（11月23日）以前。不错，那正是深秋时节，“半天残月”，“霜重东门”，最能牵动离人的一腔愁绪。但是，站在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怀六甲腆着大肚子的开慧。然则我们感情浓烈的诗人毛泽东，又将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再再假如，毛泽东走得很急，来不及和他的爱妻告别，就匆匆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其时赴上海必需乘船到汉口换船）。那么，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丈夫，在船上面对浩浩洞庭，心里涌动着绵绵思绪，他该会写下怎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俱往矣！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取代七十多年前的毛泽东。我们能有幸读到的，只是他留下的这些或凄切动人，或莫名其妙的句子。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谁都想像得出，此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但毛杨两人，却已经结婚四年，生有两个孩子了。至于这四年中他们夫妇的聚合分离，由于毛泽东为革命奔波，居无定所，已是十分寻常之事。查《年谱》，从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他们或长或短的分离，就有十四次。可以断言，无论是献身革命的毛泽东，还是知书识礼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杨开慧，对于他（她）们的革命生涯和家庭生活，都已经非常适应。何况“二三年底”毛的上海之行，正是他迈向政治生活的一个高峰。假如开慧真为毛泽东送行，她怎么会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那种少女般的娇羞之态呢？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重诉”，着一“重”字，是“诉”过一遍或多遍的了。还有一句“知误会前番书语。”（彭按：原稿作“翻”这个“番”字，是赵朴初先生改的）。不管是“前翻”，还是“前番”，联系到前面的“苦情重诉”，看来事情蛮严重的。夫妻间的事，属于隐私，旁人不得而知。但似乎这“苦情重诉”，与那个“前翻（番）书语”有些干系。似乎是一封“书信”之类的什么事物，介入过他（她）们的生活，引起过一场“误会”。但是，以现在渲染的毛泽东对开慧深深的爱恋，真诚，和他的善辩，他向妻子解释并使之冰化雪消，并非难事。而以杨开慧的修养和性格，以她对丈夫的尊重、热爱和信任，还会在这样的离别时“苦情重诉”么？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对开慧说的话。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作者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而那句“人有病，天知否”，则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至于词中其它一些“离谱得很”的句子，比如对着老婆讲“重比翼”的无端感慨：明知离别不久便可将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却又要发什么“恁割断愁思恨缕”的无奈闲愁；以及什么“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之类的无理狂言……都不要去说了吧！

　　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去解读，去研究，这首《贺新郎·别友》，都不会是赠给杨开慧的。非但不是赠她，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怎见得呢？有事实为证：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那里面描写的是诗人自己，格调也不高。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写的却是两人别离时的情状，词中对两情缱绻的情景、意境的描绘，以及通过这些手法烘托出来的格调，都高出那首《虞美人》远矣！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的杨开慧，不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样铭心刻骨的旧事，这样缠绵绯恻的浓情，这样凄清婉丽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杨开慧生死难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见过开慧提及这首《贺新郎·别友》的片言只语。因此可知，毛泽东从未将这首词向杨开慧展示过。开慧生前没有见过这阕绝妙好词，真可谓是她的终身憾事。 

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

　　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先说那个“虚”的答案。笔者曾经有幸在八十年代见过易礼容老先生。易老是当年在长沙和毛泽东一起，搞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的重要人物，对昔年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易老说到毛主席诗才横溢时提起了它。除了由于年代久远因而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外，确实就是这首《贺新郎》。易老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这首《贺新郎》词，究竟是这个时候，还是稍前的“半淞园集会”抑或是稍后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的厚赠，就无从考查了。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笔者曾经走遍从长沙到湘潭的党史办和史志办，查遍了周南中学和第一师范（一说陶在南京女大进修结业返长后，曾在一师任学生指导员）的所有资料，所得仅如上述。至于易礼容等当年的旧友是怎么知道这首《贺新郎》的故实的，当然也无从查考了。好在知道这个“孤证”的，还有一位老友。他因为工作关系，也曾拜访过易老。易老也给他讲过这首《贺新郎》的事，与和我讲的完全一致。

　　至于那个“实”的答案，则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学生，当年就是毛的崇拜者。丁玲在周南读书时就是很有名的激进女生，曾经带着一帮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女同学，冲进省政府面对面地向省长争要女权。毛当年就认识这个小女生的。她从白区奔赴延安时，毛在专为她举办的欢迎会上，写过一首《江城子》赠她。这首词也已收入《毛泽东诗词集》，谁都可以看得到。“纤笔一支谁得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样高度的评价，除了女作家丁玲，还没有发现谁有这种殊荣。在延安时期，毛非常欣赏丁玲的胆识才华，她对毛自然也是非常崇敬的。他们之间往来较为亲密，交谈也比与别人随便得多。后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毛又将他的旧作《贺新郎》重新写下来赠给她，却就无从考证了。要说保存了这段佳话的功劳，还得记在五十年反胡风的“肃反运动”头上。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丁玲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个珍贵的墨宝交给了胡风。胡风历劫时，这张纸也就连同他的所有文稿一起，进了公安部的档案库。直至这段历史冤案昭雪之后，公安部退还了当年没收的所有物件，这件墨宝才被胡风先生翻出来，物归原主。

 题外的话，多余又不多余

 　“题外的话”，并不是“多余的话”。

　　其实，毛泽东将他的一首词送给谁都无关紧要。即便是送给情人，只要是留下了一首佳作，又能损害作者什么呢？正如毛一生有四次婚姻〔毛自己不承认早年在韶山的那次婚姻。但罗氏是“明媒正娶”来到毛家，且载入了《毛氏族谱》的。一九五○年毛岸英回韶山时，还曾特地去杨林拜望了外祖罗家，给罗氏之兄送了人民币五百万(旧币)元〕。这些事虽然有点瓜瓜葛葛，但这是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只要是大人物，帝王将相也罢，才子名流也罢，他们的风流韵事，老百姓总是把它当作一段佳话，添枝加叶地传颂的，并未见损害过他们的文治武功。何况这早期的一首小词呢？

　　问题是一些“学者”们，有一种顽固的“阿Q情结”。他们总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千方百计地“为尊者讳”。就像阿Q一样，你说他祖上很阔，比赵太爷还阔，他很得意。你如果说他祖上某某也要过饭，偷过南瓜，或嫖过妓，或有过婚外恋，他就会青筋暴突地和你大吵一场，甚或打上一架。其实，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如此。他应该是一个诗人，写过一些好诗。但他首先是一个“人”。要重新造出一个“诗神”是不可能的。他的诗词，“史诗”也罢，“不须放屁”也罢，都将放在历史的桌面上，任由人们评说。

　　但是，无论如何，为它作注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不大好摆到桌面上的理由，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一个为了丈夫，为了名节，为了主义，为了信仰，而坚贞不屈地付出年青生命的女共产党员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呢?。

补记：《贺新郎》原词还有几处修改的差异，兹录于后：

    “苦情重诉”，原作“惨然无绪”；

    “人有病，天知否”，原作“曾不记，倚楼处?”；

    “要似昆仑……”句，有多次修改。一是“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二是再改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小儿女”。三是将最后一句改为“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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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中学百年诞辰为何有意忽视陶斯咏？

2005年周南中学百年校庆公告

周南中学由明室后裔、辛亥志士、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先生于1905年毁家创办，两年后，秉《诗经·周南》义旨，改称私立周南女子学堂。

　　百年以来，周震麟、徐特立、毛泽东、向警予、杨开慧、蔡畅、萧劲光、帅盂奇、杨树达、周世钊、丁玲、廖静文、钟掘、肖刚、张阳德、周冰等伟大人物和杰出人士先后在周南工作或学习，桃李遍及海内外，英才辈出。

　　学校属湖南省重点中学，省示范性高级中学，省现代化教育技术实验学校，教育、科研硕果累累，校风、学风驰誉三湘。近年来，为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校男、女排球队为历届省、市冠军，素有“泰安球王”之称。

　　新校地处芙蓉北路，耗资2．4亿、占地415亩，设施完备，环境优美，有现代化“教育航母”之美称。

　　为总结百年办学经验，增进历届师生情谊，发挥“周南”品牌效应，推动周南持续发展，促进长沙经济和文化建设，在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定于2005年10月3日，在周南中学新址举行建校百周年庆典活动。竭诚欢迎所有关心、热爱教育事业和周南的各界人士以及周南弟子的家长届时光临、指导，共襄盛举。

　　同时，为使校庆活动内涵丰富，隆重热烈，恳请历届校友、教职员工迅速与母校联系，惠赐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文件、文稿、照片、图片、题词、字画、录音(像)、校徽、教材、教案、教具模型、学术论著、借书证、毕业文凭等有价值的校史资料和个人信息(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E_mail、简历、照片、获奖证书复印件等)，以便刊登、展出和联系。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于长沙河西溁湾镇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以“研究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定期研讨国事或学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大量思想、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这个崭新的进步团体，吸引着不少勇于解放的新女性，最先成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有：向警予、陶毅、李思安、周敦祥、魏璧、劳启荣、贺延福、杨润余。这八人中，除李思安、杨润余为外校学生外，其余均为周南女校的校友和在籍学生。毛泽东非常重视她们的入会，“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长沙的会员汇集周南女校，开了一次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后，全体照相，这张照片一直珍留至今。照片第一排（均从左起）有校友周敦祥、陶毅、劳群展、贺延延福，第二排第四人为周南教师周世钊，第三排第七人为周南教师熊瑾玎，第八人为何叔衡，第五排第四人为毛泽东。此后，女会员不断增加，据统计，新民学会共有会员74人，其中周南师生达20人（有女会员19人，其中周南学生14人） 

这20人是： 

何叔衡、熊谨玎、周世钊、李云杭、陈书民（为周南教师）、向警予、蔡畅、陶毅、劳群展、魏璧、周敦祥、熊季光、熊权彬、吴家瑛、贺延福、吴毓桢、戴毓林、周毓明、许文煊（为周南学生）。周南有这么多的师生参加新民学会，这是周南人的骄傲，周南人的光荣。

第一排左二是陶斯咏

     据斯诺<西行漫记>所载毛的回忆,认定始于1918底或1919年初.但那时毛仅把杨昌济视作"最真挚的朋友".显然在他心目中,开慧低他一辈.且毛也知道,杨昌济早年曾有心将开慧许配给萧子升,只因萧有妻室而辍止.当然开慧听到毛之事、看过毛之文而"十分的爱"毛.但毛有否觉察则不清楚.不过从情理上说,毛是爱着相识达四年的陶的.

官方关于陶斯咏的记载

在周南女校，向警予、陶毅和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毕业后，向警予回家乡溆浦办学，但她经常与周南女校保持密切联系。她有事来长沙时，即住已在周南女校任女生舍监的陶毅处。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不久，她与陶毅一道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一批女会员。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译东英姿焕发的风采和办事细心果断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的同乡，陶毅更是对他倾慕不已。 

陶毅，1896年出生，曾是周南女校的高才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她是一位新型女性，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并且家境富有，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她十分倾慕毛泽东，常常有意地接近毛泽东，并且开始追求他，于是，密切的交往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毛泽东与陶毅不仅同为湘潭人，而且志向也相同，但是家境却相距十分悬殊。陶家是湘潭一带有名的富户，陶毅与毛泽东的交往立即遭到了父兄的强烈反对。结果，由于女方家庭的反对，毛泽东和陶毅初萌的爱慕关系很快便戛然中止，没有持续下去。
 
毛陶分手后，友情仍存。1920年7月，毛泽东创造文化书社，陶毅是主要投资人之一；同年10月毛泽东建议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陶毅是附议人之一。毛泽东发起驱张运动，也多次与陶毅、易礼容等通信。毛陶分手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曾热烈追求陶毅，但遭拒绝。陶毅终生未嫁，后来去了上海，在那里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去世，年仅35岁。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翻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恁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
客,不愿作昵昵小儿女。
山欲坠,云横翥。


清晨，陶跟随他去火车站。在凄清的残月下两人默默走在霜重的东门路。
到达清水塘附近的火车站后，两人凄然相向，陶伤心地重诉苦情。毛明白这是因日前翻阅一北京女子致毛信而引发:陶怀疑毛与那女子有私情，

而那女子又是毛此次上京所必遇到的，故她要求毛“留”。毛向她解释这是“误会”:自己对信只匆匆看了一下，全无印象。并表白:能与自己

称“知己”的女子只有陶。在此情况下，若毛接受陶的要求取消“去”，或陶相信毛的解释放弃“留”，则矛盾尽消。但两人互不相让。由此陶的苦情就转化成“愁丝恨缕”。毛看着知己愁眉深锁、双目噙泪，也伤感地流下泪来。至此陶的“愁丝恨缕”也感染毛。在“去”“留”难定的时刻，催行的汽笛发出令人魂断的信号。决定“去”的毛要解决的大难题是“割断”缠绕在两人之间的“愁丝恨缕”。怎样“割”? 毛当时提出的方法是“各走各路”，向陶表示:自己为救国救民决意北上，若陶不予理解，则请自过“巢珠树”的安逸生活。因这“表示”所形成的运行走势是逆向，其结果必然导致离心分力。故不但无助于消除“误会”，反而激化矛盾。其效应是山倾云乱，地转天旋。对这惊人的效应，非但陶不堪承受，即毛也大感愕然。为此尽管毛理直气壮地拂袖登车，也抑制不住“复杂的心情”向陶这位“人间知己”挥手而别。